隨著科技發(fā)展、網絡進步和數字經濟的不斷發(fā)展,收集使用個人信息成為一種普遍現象。一方面,各式各樣的推銷電話,詐騙信息層出不窮……隱私權和個人信息保護成為難題。另一方面,在大數據時代,信息只有在合理流動和使用中才能發(fā)揮其價值,過度強調個人信息保護,不利于互聯網企業(yè)的創(chuàng)新發(fā)展和信息自由流動。

　　如何兼顧產業(yè)發(fā)展和保障“人的尊嚴”?剛剛頒布的民法典對此有何回應?司法執(zhí)法實踐中,還需要解決什么問題?

　　6月20日下午,在“民法典與文化傳媒行業(yè)發(fā)展研討會”上,來自高校、法院、互聯網行業(yè)的專家學者,就民法典中隱私權和個人信息保護的問題進行了探討。

　　明確了隱私權≠個人信息

　　此前,法律沒有對個人信息和隱私權的概念作出區(qū)分。

　　民法總則第一百一十條明確自然人享有隱私權,但并未對個人信息和隱私權的概念作出界定。民法典是一個突破,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二條給出了隱私的定義——隱私既包括“私人生活安寧”,也包含“不愿意讓他人知曉的私密空間、私密活動、私密信息”。

　　根據民法典一千零三十二和一千零三十三條規(guī)定,自然人享有隱私權。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以刺探、侵擾、泄露、公開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隱私權。同時,除法律另有規(guī)定或者權利人明確同意外,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實施可能侵害他人隱私和隱私權的行為。

　　北京互聯網法院審管辦主任孫銘溪提出,在大數據時代,數字人格更加被重視,以前的司法案例都是把個人信息納入到隱私權保護的范圍內,但是民法典把隱私權和個人信息相區(qū)分,實現了從“一元化”到“二元化”的概念重整。

　　孫銘溪認為,隱私權更多是精神利益,個人信息兼具人格和財產利益,隱私偏重于消極防御權,個人信息強調個人信息的自決和控制,既包含了隱私期待中拒絕被刻畫數字人格的權能,也包含了主動建立數字人設的權能。國家標準中的敏感信息,主要從產業(yè)出發(fā),更多關注的是客觀風險,民法典中的私密信息更關注主觀意愿,強調不為他人知曉。

　　如何平衡個人信息保護與使用

　　個人信息究竟該如何保護?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五條和一千零三十六條做出了相應規(guī)范,強調個人信息不得過度處理的同時限定了免責范圍,為自然人的個人信息又上了一層“保護色”。

　　阿里巴巴文娛訴訟法研負責人李穎分析了個人信息保護的三種場景,包括人臉識別場景、賬號數據打通共享場景、數據抓取精準營銷場景。她認為,應當在保護個人信息和促進產業(yè)發(fā)展之間實現平衡,把握公共利益的合理邊界,加大民事權利的保護力度,保持刑事手段的適當謙抑。

　　字節(jié)跳動公司訴訟與維權總監(jiān)宋純峰提出,數字經濟發(fā)展催生了個人信息保護和利用的平衡需求,民法典明確了隱私和個人信息的內涵,為處理隱私和個人信息的關系提供了更為明確的指引,但是隱私和個人信息的外延仍需要司法實踐進一步界定,個人信息應當堅持可識別性的標準,進行場景化考量,防止個人信息的泛化,做好個人信息主體利益保護與信息處理者的義務平衡。

　　明確“公”法權限,保護“私”人隱私

　　個人信息兼具保護和利用兩種屬性,應對個人利益和公共利益進行調和。

　　疫情中,各地政府把健康碼作為疫情防控的重要工具,一些地方也在探索把健康碼進行常態(tài)化應用,比如根據公民健康碼的數據進行評價,判斷個人、小區(qū)、企業(yè)是否存在風險。

　　上述行為是否屬于過度收集信息?是否會侵犯公民的隱私權或個人信息?

　　民法典明確回答了這個問題——根據一千零三十八條、一千零三十九條規(guī)定,信息處理者不得泄露、篡改其收集、存儲的個人信息;未經自然人同意,不得向他人非法提供其個人信息,但是經過加工無法識別特定個人且不能復原的除外;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對于履行職責過程中知悉的自然人的隱私和個人信息,應當予以保密,不得泄露或者向他人非法提供。

　　孫銘溪據此討論了個人信息和隱私與信息利用的三重張力:包括個人信息和隱私與公共利益的張力(例如:疫情中對個人信息的利用)、與產業(yè)發(fā)展的張力,與社會交往的內在張力。她提出,民法典中私密信息的理解存在一定爭議,敏感信息和私密信息的關系還需要明確,此外,私密空間能否擴大到網絡空間,也需要進一步明確。

　　騰訊研究院資深專家王融認為,應把個人信息保護更多地作為一項行政法律制度,加強行政保護,而不是通過民事訴訟來保護。她還建議,未來的個人信息保護法應對形態(tài)各異的服務提供者予以法律定性和分類,并設置相應的法律義務。